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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　梅貽琦之子梅祖彥憶及其父，曾言：“先父在外表上給人印象嚴肅拘謹，非對熟人不茍言笑，實際上他對生活仍是充滿熱情的。例如他喜歡喝酒，酒量很大……”

　　的確，梅先生與酒頗有緣分。這在已刊布的《梅貽琦日記1941—1946》(清華大學出版社)里可以得到印證。那六年，總共1700余則日記，涉及“酒事”的文字即不下200處，雖然所敘皆精短簡約，讀來甚有意味。

　　那段歲月，正是梅貽琦教育家生涯中最卓越也最艱難的西南聯大時代。當時，抗戰大后方局勢動蕩紛亂，物資奇缺，市價飛漲，生活貧窶。要在如此困迫的時境里支撐辦學，其艱巨不言而喻。

　　但梅校長義無反顧，堅忍負重。他籌房籌款籌糧籌物，挺著自己清瘦的身軀，四處奔走，疏通關節。其間，自少不了與方方面面各色人物在酒筵飯桌上的周旋應酬，“藉示希望幫忙之意”，有時飯局的安排上“撞車”了，“不便辭卻”，梅先生還須“一夕而赴兩餐”。

　　也虧得梅師海量（據說在清華園“可稱第一”），又不憚喝“混酒”（同時喝幾種酒），因之觥籌交錯，他總能應付裕如。即使這樣，也往往不得不陪喝至“酡顏暈醉”。倘若所商洽的事情在飯桌上有眉目，有進展，梅先生自是醉亦“忻慰”；也有好幾回，人家入席只管直了喉嚨吃喝，“酒食一頓竟無結果”，或者眾人都喝得東倒西歪，“原擬飯后商量之事，遂未得談”，這就未免令梅先生著實郁悶無奈了。

　　梅先生原是愛酒的。除了那些不能不強飲的“公事酒”，他平素閑暇時節的“生活酒”，就喝得輕松、隨意、灑脫了，每每“極暢快歡洽”。家里有了好酒，梅先生總會攜了出門，與三五知交對酌品嘗，或者干脆舉行家宴，把同事、教授們請來一起分享；他也常常興致勃勃地應邀參加友人、故舊乃至屬下的聚餐，彼此推杯換盞，喝個痛快。

　　在這種喝“私酒”的場合，梅先生就變得有點兒講究起來。他在乎席上酒肴的優劣與否，也會可惜同桌中“善飲者不多”，甚至還會暗怪主人“備酒稍少”，使自己不能再多喝幾杯；至于喝得酣然醉態，那更是常有的事。一次，女作家張充和做東，梅先生赴飲夜歸，步抵寓所猶暈暈不覺，等到清醒，已走過頭好一段冤枉路；又有次，云南名流繆云臺請客，梅先生“甫離席即欲睡”，被人攙扶上床，“已自不知一切矣”；還有次，史學家傅斯年在飯后請他鑒賞新購的古董，顯然因為酒多力猛，把玩間，梅先生竟將一柄銅劍的尖端“扳折”，窘得他因之內疚了好長一陣子……

　　梅先生的公余飲酒，大半在放松心情，緩釋時局與校務的沉重壓力。喝了酒，他最喜歡的“余興節目”是談詩、聽曲（昆曲/大鼓）、看竹（麻將或橋牌）。盡管自己樂酒善飲，如果遇到“不甚知飲”又好客的主人，梅先生往往會在席間“以說故事、講幽默為緩沖之計”，巧妙地調節氣氛，讓對方能有機會少喝一點，不致尷尬。他對于略為豐盛的餐聚，總“嫌太費”、“嫌鋪張”，覺得“當此（抗戰）時期，不合規式”。在出席了重慶英國使館的便宴后，梅先生感慨人家“飯菜極單簡，以視吾國人之奢靡，殊有愧爾”！

　　經常醉酒容易傷身體。這個道理梅先生當然曉得，而作為教育家，他自不乏“三省”精神。他的日記里，有好幾處寫道“近來飲酒似體氣不勝多量”，“早起覺不適，蓋昨晚飲酒稍多矣”，“一日不適，似緣傷酒”。“慚悔”之余，他自律曰：“以后應力戒，少飲”。然而，教育家畢竟也是人，也難免有一般人的弱點及惰性。梅先生雖然時常筆下自責，但寫歸寫，一旦酒到歡洽之際，他又非暢懷盡興不停杯，甚至還會因為席間有人以“能飲”挑戰而“不欲示弱”，再“連進三四杯”，與爭高下……

編輯：車婉寧